看法|陈彦斌:应对当前逆境既要宏观政策加力提效也要深化市场化革新

更新时间:2020-06-01 12:08:45作者:YWYF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生长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的连续伸张给全球与中国经济带来了庞大打击与挑战,全球生产运动几近停摆,工业链与供应链更是面临断裂风险,金融市场也处于动荡之中。5月15日,中央政治局集会明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庞大,我国生长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刚刚公布的政府事情陈诉再次强调“当前和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生长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可以说,对于当前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判断是很是准确的,因为本次疫情的影响逾越了人们对于经济打击的传统认识,它同时作用于总需求与总供应,从而导致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逆境之中。笔者认为,要应对这一逆境,只扩大总需求或者只扩大总供应都是不够的,必须从总需求与总供应两头同时发力:一方面需要宏观政策加力提效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革新以扩大总供应,只有这样才气资助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恢复到正常轨道。

一、疫情打击同时恶化本就处于下行态势的总供应与总需求,使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

就总供应而言,疫情前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潜在增速连续放缓的局势,疫情的泛起将使潜在增速进一步放缓。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连续下滑。凭据笔者的测算,2014—2019年中国潜在增速平均为7.3%,比2008—2013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其中,2019年潜在增速更是下降至6.5%左右。从增长核算框架来看,潜在增速的下滑主要源于劳动供应与资本存量增速的下滑,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较低增长。劳动供应方面,在人口老龄化历程不停深化的影响下,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事人口自2012年开始缩减,停止2019年已缩减近3000万人。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加深,每年劳动年事人口的缩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资本存量方面,受高债务与国民储蓄率下滑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2014—2019年的资本存量增速比2008—2013年下滑了5.2个百分点。凭据IMF的预测,到2024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将进一步下降至40%,从而导致资本增速继续下滑。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由于技术的追赶效应逐步消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尚未获得彻底释放,技术创新速度有所放缓。同时,僵尸企业难以获得有效出清以及资金“脱实向虚”等问题导致资源设置效率下降,从而进一步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凭据历史履历,重大疫情往往会对经济发生连续深远的影响,显着拉低潜在增速。一些实证研究效果显示,诸如黑死病等使全球死亡数凌驾10万人的重大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以连续数十年之久。就本轮疫情而言,主要会通过以下几条机制影响潜在增速。一是,疫情会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趋势,一些国家会出于国家宁静等思量调整和重构供应链的全球结构,这将导致资源难以到达最优设置,从而降低资源设置效率。二是,由于疫情下对人员流动的管控强度显著提高,从而显著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今年一季度,中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同比下降30.6%,也就是说疫情导致多达5000万左右的农民工选择留在农村而未进城务工。三是,疫情会通过影响出口和消费需求,降低生产性投资需求,从而影响资本积累。当前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影响,1—4月牢固资产投资降幅已收窄至10.3%,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更是收窄至3.3%,然而制造业投资的同比降幅依然高达18.8%,反弹动力显着偏弱。

潜在增速的放缓既倒霉于社会稳定,也倒霉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雄伟目的的实现。社会稳定方面,当前中国城镇就业弹性已经从2015年的0.4降至2019年的0.3,由此使得GDP增长1%可以拉动的城镇净增就业规模从150多万人的历史峰值降至130多万人。这意味着,如果想把城镇观察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那么GDP增速至少需要到达4.4%。可是,在疫情的影响下,中国的潜在增速或将逐步下滑至这一水平以下。社会主义现代化目的方面,虽然中国已经步入高质量生长阶段,但从国际履历来看,GDP的较快增长与人均GDP水平的不停提升仍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因此,潜在增速的连续放缓也倒霉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雄伟目的的实现。

就总需求而言,疫情发生之前,在高债务压力下住民消费、企业投资与政府支出增速已经显著放缓,疫情的发生加大了经济陷入“债务-通缩”的风险,从而会进一步抑制总需求。

高债务风险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泉源之一,其中,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债务问题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集会在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思路时就明确指出“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就企业债务而言,凭据BIS的数据,停止2019年尾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债务占GDP的比重,下同)仍高达149.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于首位。就政府债务而言,虽然政府部门显性债务率为54.2%,尚未凌驾60%。可是,IMF以及海内一些研究的测算效果显示,如果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思量在内,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率或已凌驾70%。企业与政府部门债务高企的直接影响就是牢固资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不停下滑,2019年全国牢固资产投资增速降至5.5%这一近20年来的最低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更是下滑至3.8%的低位。

除了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债务之外,住民部门的债务问题也不容忽视。凭据BIS的数据,2019年尾中国住民部门债务率已经上升至55.2%,5年间债务率增幅高达19.5%。相比之下,美国住民部门债务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作前的5年中上升幅度也不外18.8个百分点。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住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用“住民债务/住民可支配收入”比用“住民债务/GDP”测算住民部门债务率越发合适。如果以“住民债务/住民可支配收入”测算,当前中国的住民部门债务率已经凌驾120%,显著高于美国等部门蓬勃经济体。如果再将住民向亲戚朋侪的乞贷思量在内,那么实际的住民债务风险更高。而且,当前住民部门的债务压力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之上,这进一步加大了住民部门的债务风险。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减慢,导致消费增速显着放缓。以2018年为例,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3.1%,而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依然高达8.8%。众所周知,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经济体消费的焦点气力,但在债务压力加重与收入增速下滑的双重因素影响下,该群体的消费需求显著下降。这也导致近年来中国住民消费需求一直较为疲软,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8%,触及近20年来的低点,包罗服务消费的住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仅为5.5%,同样是该指标自从公布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点。

本次疫情的泛起加剧了经济的通缩迹象,4月份中国的焦点CPI涨幅已缩减至1.1%,PPI降幅更是扩大至3.1%,由此使经济面临的“债务-通缩”风险加大。历史履历讲明,高债务与通缩相叠加,将会对经济发生极大的破坏力。这是因为,通缩会加大债务的实际压力,而债务压力的增加会导致消费和投资支出淘汰,进一步加剧通缩迹象。除非对症下药,否则经济会陷入恶性循环逆境而难以回到正常生长轨道。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月至21世纪前十年日本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都是典型的“债务-通缩”型大衰退。

由此,疫情不仅因为导致全球生产运动几近停摆而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形成打击,而且对消费和投资需求也将发生显著影响,从而对总需求形玉成方位的抑制。事实上,这一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从出口需求来看,制造业PMI中的企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在3月份短暂回升后再次下滑,4月份降至33.5%,远远低于50%的临界点。从消费需求来看,虽然现在海内疫情已经从应急状态转变为常态化防控,同时消费券等短期提振政策相继落地,但消费并未实现之前所预期的抨击性反弹,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降幅依然达7.5%,若剔除食品等必须品消费,消费降幅将更大。从投资需求来看,受企业和政府债务压力的影响,民间投资增速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连续低于整体牢固资产投资增速,1—4月份划分仅为-13.3%和-11.8%。

二、由于疫情打击的特殊性,简朴照搬传统宏观调控理论无法应对当前经济逆境

传统宏观调控理论主要聚焦于总需求打击,因而在外洋通常被称为总需求治理,即当总需求不足时,实施努力的钱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扩大总需求。相比之下,面临总供应打击时,宏观调控面临的局势更为庞大,如何应对总供应打击在理论层面尚未形成共识。针对于疫情这一既作用于总需求又作用于总供应的打击,而且总供应与总需求本就处于下行态势,因此,简朴照搬传统宏观调控理论更是无法应对。

首先,宏观调控主要作用于经济的短期颠簸,难以对经济的恒久增长发生显著影响。因此,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趋势性放缓的问题,已超出宏观调控的应对领域。不仅如此,由于潜在增速连续放缓,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下降,在此情况下实施过于努力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钱币政策,很可能会加剧资金“脱实向虚”的倾向。由此,经济会陷入衰退式资产泡沫逆境,面临实体经济低迷与金融市场过分膨胀的分化局势,不仅难以改变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而且还会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次,总需求不足既有疫情带来的短期打击影响,也有恒久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的影响,因而仅靠宏观调控是无法应对的。凭据相关观察,本次疫情下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下滑幅度最大,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中低收入群体将提高预防性储蓄念头、降低消费倾向。在此情形下,降息、降准等通例钱币政策和减税降费等通例财政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效果会显著削弱,进而会导致对投资需求的动员作用降低。经济会连续陷入“低消费-低投资”状态,宏观调控难以起到基础性作用。

再次,由于出口需求的下滑难以通过海内消费需求的增上进行消化,现阶段运用过于努力的宏观政策加大投资力度,会在未来引发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等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履历已经讲明,通过努力宏观政策加大投资力度,虽然会在短时间内推动经济快速反弹,但由于海内消费需求难以获得有效提振,很容易导致在之后的较长时期内连续面临产能过剩与高债务等一系列问题,从而给经济带来恒久下行压力。

三、宏观政策加力提效与深化市场化革新相配合才气有效应对当前逆境

面临疫情下总需求和总供应双双下行的局势,需要将宏观政策与市场化革新相联合。虽然宏观政策不足以抵消总需求的下滑,但宏观政策力度不足一定会导致总需求更大幅度的下滑,因而宏观政策必须要加力提效。市场化革新则能够促进经济潜在增速的提升,并破除抑制总需求的体制机制障碍。

宏观政策的加力提效需要钱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发力,并增强两者协调以提高效率,但要谨防演化为赤字钱币化操作。

钱币政策发力的重点是要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实际利率水平。疫情以来,钱币政策实时接纳了多种手段释放了较为丰裕的流动性,并通过政策利率努力引导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下行。央行数据显示,近期M2增速显著上升,4月末增速已经到达11.1%,创下2017年以来的新高。可是,如果从剔除价钱因素的实际利率来看,由于焦点CPI与PPI等价钱指数的下行,相较于2019年底,2020年以来贷款加权实际利率并没有显著下降,民间借贷实际利率反而另有所上升。因此,正如政府事情陈诉所强调的,“稳健的钱币政策要越发灵活适度”,“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连续下行”。其中“连续”两字意味颇深。

财政政策需要提高赤字率,尤其不能让财政支出增速追随财政收入增速泛起大幅回落。受疫情的影响以及减税降费等举措的落地,今年1—4月份,预算内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4.5%。同时,1—4月,预算内财政支出也同比下降2.7%,比2019年同期回落了17.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同期名义GDP增速的下降幅度,这讲明财政政策的努力力度另有所不足。因此,下一阶段,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提高赤字率,从而努力发挥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动员作用。事实上,政府事情陈诉要求2020年的赤字率目的确定为“3.6%以上”,这是革新开放以来中国的目的赤字率首次突破3%,由此体现了中央应对当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的刻意。

此外,钱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增强协调,这是当前提高宏观政策调控效率的有效途径。一方面,钱币政策的配合可以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并增强乘数效应。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对资金的有效引导,也可以提高信贷资金的设置效率,减轻资金“脱实向虚”问题。不外,钱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不应以丧失央行独立性为价格,更要谨防赤字钱币化的倾向。这是因为,与美国等蓬勃经济体差别,现阶段中国钱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还拥有较宽裕的政策空间,可以通过两者的正常协调配合形成协力,从而在制止各自政策空间被大幅压缩的前提下稳定经济增长。而一旦央行丧失独立性,被动配合财政政策发力,很可能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金融市场动荡以及政府高债务风险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实际上会大幅压缩政策可操作空间,得不偿失。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革新,从供应端提升经济增长动力,从需求端破除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体制机制障碍。

正如政府事情陈诉所指出的,“难题挑战越大, 越要深化革新,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引发内生生长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公布的《关于新时代加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已明确指出,“与这些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实,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设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生长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必须要“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革新,扩大高水平开放,不停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革新上突破创新”。更进一步地看,现阶段的市场化革新可以到达同时提升总供应与总需求的目的,与宏观调控形成相互协调促进的作用。详细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革新应着重针对以下几点。

一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革新,提高资源设置效率。联合《关于构建越发完善的要素市场化设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加速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体系,疏通要素流动渠道,保障差别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同时,加速构建由市场主导的要素价钱形成机制,最大限度地淘汰政府对价钱形成的不妥干预。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建设公正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二是,全面完善市场准入与公正竞争等制度,营造良好的市场情况,切实引发民间投资的努力性。努力落实《关于新时代加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的“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大幅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和隐性壁垒”以及“逐步清理破除故障全国统一市场和公正竞争的存量政策”等一系列要求。为民间资本提供更辽阔的投资空间,引发投资需求。

三是,加速推进收入分配制度革新,破除抑制住民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在初次分配中,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孝敬、按孝敬决议酬劳的机制,提高劳动酬劳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在再分配环节中,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治机制,基础性地解决好宽大住民所焦虑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后顾之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基础上增加住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需求。

四是,转变经济生长方式,打造“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新模式,迈向高质量生长。恒久以来,中国依靠“高储蓄-高投资-横跨口”的生长模式成为了“世界工厂”,这一生长模式虽然带来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也导致了资本积累显着偏离黄金律水平,从而显著抑制了住民消费,使中国住民消费连续低迷。本次疫情则凸显了“世界工厂+低消费”生长模式的毛病,以及在外部情况打击下的懦弱性。因此,未来需要调整和优化生长模式,不能再一味地追求资本的快速积累,而是逐步使其回归黄金律水平,逐步提高住民消费率。同时,深化供应侧结构性革新,提高产物质量,满足住民潜在的高品质消费需求。将中国真正打造为消费规模够大的“世界市场”,从而构建起“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本期编辑:黄米佳

泉源:灼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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